这是某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房地产租金及跌价损失等评估，牵扯一起保险理赔纠纷，原告是一浙商。

承接业务中摸清了这位原告的行事风格：爱找关系、托人情，总想凭着这些“捷径”，拿到自己想要的评估结果。还没等我们出具征求意见稿，他就多次主动联系，想来公司“沟通”评估事宜。说白了，所谓的“沟通”，不过是想提前打探消息、施加影响，甚至试图左右评估结果。

对于这样的请求，我始终态度坚决，一概拒绝。可公司架不住对方软磨硬泡，实在拒绝不了的时候，就组织在公司有全程录像的会议室接洽——全程留痕，既是保护公司，也是保护我自己，更守住评估的独立性。每次接洽，基本上都是原告在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的诉求，我大多时候保持沉默，不多说一句话。公司其他同事要是想多说几句，我也不阻拦，我的原则就是：言多必失，尽量不发表任何可能被曲解的言论，把专业留给报告，把态度藏在沉默里。

果然，不出所料，评估征求意见稿出具之后，异议如期而至。对于这样难缠的原告，不提异议才是反常的。我们逐条梳理他的异议，拿出专业依据、行业规范，一条条详细回复，可无论我们说得多么合理合规、条理清晰，都始终说服不了他——他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，而是一个符合他心理预期的数字，一个能让他获得更多理赔款的数字。

异议回复无果后，原告又提出要上门面谈。他们每次上门，都经过了委托法院的同意，据说背后还找了法院的某位领导说情，上门时，特意带了一位法院退休领导当说客，试图用“人情”施压。可即便如此，这次面谈依旧是老样子：全程还是原告在自说自话，我们评估人员说的话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也不想听。在他看来，我们的专业意见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“懂味”，能不能顺着他的意思来。

没过多久，他又一次上门，这一次，还带来了一位外省的资产评估师，大概是想借助同行的身份，挑我们报告的毛病。我们秉持着专业、透明的原则，同意让他查看技术报告，但明确规定：只能在公司会议室查看，不允许复印、拍照，更不能带走。

果然，原告翻来覆去看了技术报告后，意见只有一个：评估值差价太小了。原告重点对我们的案例进行质疑反驳，看到案例后，连连说案例不行，暗示着他们心里认定的那些案例——那些单价大几万、甚至上十万的案例，完全不考虑涉案房地产的地段、布局、房龄，也不考虑市场实际情况，只凭着自己的诉求，盲目比较。

这是某地级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的房地产租金及跌价损失等评估，牵扯一起保险理赔纠纷，原告是一浙商。

承接业务中摸清了这位原告的行事风格：爱找关系、托人情，总想凭着这些“捷径”，拿到自己想要的评估结果。还没等我们出具征求意见稿，他就多次主动联系，想来公司“沟通”评估事宜。说白了，所谓的“沟通”，不过是想提前打探消息、施加影响，甚至试图左右评估结果。

对于这样的请求，我始终态度坚决，一概拒绝。可公司架不住对方软磨硬泡，实在拒绝不了的时候，就组织在公司有全程录像的会议室接洽——全程留痕，既是保护公司，也是保护我自己，更守住评估的独立性。每次接洽，基本上都是原告在滔滔不绝地表达自己的诉求，我大多时候保持沉默，不多说一句话。公司其他同事要是想多说几句，我也不阻拦，我的原则就是：言多必失，尽量不发表任何可能被曲解的言论，把专业留给报告，把态度藏在沉默里。

果然，不出所料，评估征求意见稿出具之后，异议如期而至。对于这样难缠的原告，不提异议才是反常的。我们逐条梳理他的异议，拿出专业依据、行业规范，一条条详细回复，可无论我们说得多么合理合规、条理清晰，都始终说服不了他——他要的从来不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结果，而是一个符合他心理预期的数字，一个能让他获得更多理赔款的数字。

异议回复无果后，原告又提出要上门面谈。他们每次上门，都经过了委托法院的同意，据说背后还找了法院的某位领导说情，上门时，特意带了一位法院退休领导当说客，试图用“人情”施压。可即便如此，这次面谈依旧是老样子：全程还是原告在自说自话，我们评估人员说的话，他根本听不进去，也不想听。在他看来，我们的专业意见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“懂味”，能不能顺着他的意思来。

没过多久，他又一次上门，这一次，还带来了一位外省的资产评估师，大概是想借助同行的身份，挑我们报告的毛病。我们秉持着专业、透明的原则，同意让他查看技术报告，但明确规定：只能在公司会议室查看，不允许复印、拍照，更不能带走。

果然，原告翻来覆去看了技术报告后，意见只有一个：评估值差价太小了。原告重点对我们的案例进行质疑反驳，看到案例后，连连说案例不行，暗示着他们心里认定的那些案例——那些单价大几万、甚至上十万的案例，完全不考虑涉案房地产的地段、布局、房龄，也不考虑市场实际情况，只凭着自己的诉求，盲目比较。